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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死刑案件中，被告人家属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
发布时间：2023-08-04 发布人：admin
一、基本案情
2002年10月25日零时许，被告人林某尾随被害人刘某至某小区某楼梯转弯的平台时，欲与刘某发生性关系，遭拒绝，即采用手臂勒颈等手段，致刘某昏迷。在刘某昏迷期间，林某对刘实施了奸淫，且窃取刘某手机一部和现金300元后逃离现场。案发后，经鉴定，刘某因钝性外力作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。
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：虽然林某在诉讼期间通过积极赔偿取得了被害人谅解，但是其主观恶性极大、手段极其残忍、情节极其恶劣，不足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，依法判决被告人林某犯强奸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一审宣判后，被告人林某提出上诉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。
二、主要问题
在死刑案件中，被告人亲属积极赔偿，取得被害方谅解，能否作为应当型从轻处罚情节?
如何处理民事赔偿与量刑之间的关系，是刑事审判中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第二十三条规定：“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，并认罪、悔罪的，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。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，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，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。”这一规定是当前人民法院处理这一关系的基本政策法律依据。被告人积极赔偿，认罪、悔罪，或是被害方谅解，属于犯罪后的情节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价，因此，在量刑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。
量刑是一个综合衡量的过程，各种量刑情节，包括从重、从轻的情节，法定、酌定的情节都需要权衡。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召开,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讲话，强调：在刑事审判领域，对于涉黑涉恶、爆炸、抢劫、绑架、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、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，论罪应当判处死刑或者必须依法严惩的，法院都不得主动开展调解。实践中，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，因为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，其社会危害性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有区别，在处理时，如果被告方对被告人表示谅解，原则上应从轻处罚，而且人民法院还应当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民事调解工作力度，化解当事人双方的矛盾，促成被害方的谅解。只要赔偿得好，被害方又谅解的。就可以大胆地从轻，一般都不考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这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，不属于“以钱买命”。
但是，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、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、犯罪情节特别恶劣、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极深、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案件，即使被告人积极赔偿，获得被害方谅解，但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，还是应依法判处死刑。也就是说，要着重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，对量刑社会效果的评价不能仅局限于赔偿和被害方的谅解。强奸致人死刑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，与因婚恋、家庭、邻里矛盾等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、伤害犯罪存在明显区别，这类犯罪针对的对象往往不特定，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，属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惩处的重点对象。
三、总结
刑事和解程序本身是为了更好保障被害人利益，节约司法资源，也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。但是，有的就可能异化成“花钱买刑”，甚至被告人以赔偿为筹码倒逼被害人低头就范。如此一来，旨在维护被害人利益的刑事和解、调解机制，就可能走向了公正的反面。特别是涉黑涉恶、强奸等案件当中，其所涉及的罪行的社会危害极大，严重降低社会安全感，是“罪不容赦”的，也挑战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秩序底线，那就要避免“私相授受”。
最高法明确对于这种“重案”，法院都不得主动开展调解，就是避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出现“和稀泥”，涉及红线了，就不存在“打了不罚，罚了不打”。这也是向潜在的犯罪分子，特别是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犯罪分子提出严重警告：赔偿是必需的，不能将赔偿和谅解混为一谈，作为互相交易的筹码。
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，不代表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或建议。如您有意就相关话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，欢迎与本所联系。
供稿：王亚辉
2002年10月25日零时许，被告人林某尾随被害人刘某至某小区某楼梯转弯的平台时，欲与刘某发生性关系，遭拒绝，即采用手臂勒颈等手段，致刘某昏迷。在刘某昏迷期间，林某对刘实施了奸淫，且窃取刘某手机一部和现金300元后逃离现场。案发后，经鉴定，刘某因钝性外力作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。
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：虽然林某在诉讼期间通过积极赔偿取得了被害人谅解，但是其主观恶性极大、手段极其残忍、情节极其恶劣，不足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，依法判决被告人林某犯强奸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一审宣判后，被告人林某提出上诉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。
二、主要问题
在死刑案件中，被告人亲属积极赔偿，取得被害方谅解，能否作为应当型从轻处罚情节?
如何处理民事赔偿与量刑之间的关系，是刑事审判中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第二十三条规定：“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，并认罪、悔罪的，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。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，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，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。”这一规定是当前人民法院处理这一关系的基本政策法律依据。被告人积极赔偿，认罪、悔罪，或是被害方谅解，属于犯罪后的情节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被告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价，因此，在量刑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。
量刑是一个综合衡量的过程，各种量刑情节，包括从重、从轻的情节，法定、酌定的情节都需要权衡。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召开,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、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讲话，强调：在刑事审判领域，对于涉黑涉恶、爆炸、抢劫、绑架、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、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，论罪应当判处死刑或者必须依法严惩的，法院都不得主动开展调解。实践中，因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，因为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，其社会危害性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有区别，在处理时，如果被告方对被告人表示谅解，原则上应从轻处罚，而且人民法院还应当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民事调解工作力度，化解当事人双方的矛盾，促成被害方的谅解。只要赔偿得好，被害方又谅解的。就可以大胆地从轻，一般都不考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这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，不属于“以钱买命”。
但是，对于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、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、犯罪情节特别恶劣、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极深、人身危险性极大的案件，即使被告人积极赔偿，获得被害方谅解，但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，还是应依法判处死刑。也就是说，要着重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，对量刑社会效果的评价不能仅局限于赔偿和被害方的谅解。强奸致人死刑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，与因婚恋、家庭、邻里矛盾等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、伤害犯罪存在明显区别，这类犯罪针对的对象往往不特定，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，属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惩处的重点对象。
三、总结
刑事和解程序本身是为了更好保障被害人利益，节约司法资源，也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。但是，有的就可能异化成“花钱买刑”，甚至被告人以赔偿为筹码倒逼被害人低头就范。如此一来，旨在维护被害人利益的刑事和解、调解机制，就可能走向了公正的反面。特别是涉黑涉恶、强奸等案件当中，其所涉及的罪行的社会危害极大，严重降低社会安全感，是“罪不容赦”的，也挑战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秩序底线，那就要避免“私相授受”。
最高法明确对于这种“重案”，法院都不得主动开展调解，就是避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出现“和稀泥”，涉及红线了，就不存在“打了不罚，罚了不打”。这也是向潜在的犯罪分子，特别是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犯罪分子提出严重警告：赔偿是必需的，不能将赔偿和谅解混为一谈，作为互相交易的筹码。
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，不代表河南昌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见或建议。如您有意就相关话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，欢迎与本所联系。
供稿：王亚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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